20世纪30至40年代，在频发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慈善体育赛事曾被广泛用作筹集救济资金的渠道。一些地区的体育协会组织了多场慈善赛事，以求通过门票收入、物品捐赠和其他附加活动为难民提供资助。在这一时期，体育赛事在保持竞技性、娱乐性的基础上，还成为民间救援力量的有力支持，反映了社会动员的能力与公众责任感。然而，在此期间也不乏出现利用慈善名义获取私利的现象，引起时人的批评。由此可见，慈善性质的体育活动在救灾、社会调节和公共精神塑造方面所发挥的双重功能，揭示了体育与社会救助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救助与团结：

　　体育竞赛中的慈善需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深受战乱和灾难的困扰，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经济困境急需政府调节，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性事业活动，不仅能够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再分配。而慈善体育作为慈善活动的一种，则又充分体现了“寓慈善于体育”的丰富内涵。体育赛事成为一个颇为独特且富有象征意义的慈善活动渠道。体育义赛、义演成为慈善活动的载体，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既是体育社会功能的体现，也反映了民间救助和社会调节机制的运作模式。

　　第一，以赈御寒。民国时期，社会灾难层出不穷，尤其是冬季，寒冷的气候和不稳定的经济形势让无数民众陷入困境。为了解决严寒季节里的贫困和灾民的困苦，许多团体和社会组织会通过举办各式各样的体育慈善赛事进行筹款，以此来提供物资援助和生活必需品。1935年2月，首都开展溜冰冬赈义赛，“平市各界、灾区冬赈化妆溜冰比赛会，情形颇为热烈”。溜冰运动观赏性强，易受青年观众们的喜爱，以此为契机，无疑能为冬赈带来不小的捐赠收入。同月，为助力汉口市冬赈工作，上海青年足球队与汉口足球队展开冬赈足球循环义赛两日，“所收票价，一律交冬赈会助赈”。此外，1943年上海特别市体育会也曾以冬赈为由主办冬季慈善足球赛，该赛事邀请华联队和西联队这两支球队，赛后将比赛的所有收入都用于冬季赈济工作。这场比赛的组织无疑为灾区人民提供了急需的物资，也给社会带来了温暖的希望。

　　第二，以赈救灾。自然灾害是民国时期一个不断困扰社会的大问题，面对困境，社会上的体育组织和慈善团体纷纷采取措施，发动广泛的体育赛事来募集善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1931年9月，全国体育协进会举办慈善足球比赛，全上海足球大将全员出马，积极响应，其“门券收入，悉数充拨赈灾之用”。精武会亦不甘落后，在已为筹赈全国水灾举行演剧筹款的基础上，又于同月19日“发起篮球赈灾慈善赛……所收券资，悉数充赈灾……门票大洋一元”。1932年6月至8月，松花江淫雨绵绵，使干流出现特大洪水。直至1933年8月，黄河中游因连绵两场暴雨，使流经省份连决数十口。一时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有鉴于此，上海各团体救济东北难民联合会“以东北难民日众，待济孔急，爰特致函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起慈善足球比赛，以售得券资，拨助东北难民，以资救济”。10月18日，身处香港的南华体育会也以黄河灾重，情难漠视，通过汇款的方式，由本港广东银行向上海黄河水灾急赈联合会捐款2200余元。这些捐款不仅是对灾区民众的帮助，也展示了全国各社会团体在国家社会危难时刻能够伸出援手的担当和责任。

　　第三，以赈备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社会面临着空前的国家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体育组织开始把筹集战争资金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慈善体育赛事的举办就成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为抗战提供支持的重要手段。1938年，由闻宗元、吴子彬、钱旭沧等人发起的篮球慈善赛便是为了支持抗战的筹款活动。该赛事“对垒队伍，拟定全黑战北华，持志对麦令司……门票一律大洋四角。所有收入，除一切开支外，悉数充作难民捐”。随着抗战的持续，更多慈善赛事如火如荼地展开，体育组织不仅为战场上的将士提供物资援助，也为抗战期间的民众救济提供支持。1940年9月，上海跑马总会为了支持抗战，特别举办了慈善网球赛，并邀请中西名将参加义赛演出。此次义赛备受瞩目，赛后统计共收入净余法币5800元及美金20元，以上钱款“已悉数捐作英战时基金会”。后来，该会为赞助万国体育会策划救济难民起见，又于12月底举行了新年慈善大赛马活动，“所有全部净盈余及新年慈善大香宾票佣金所得，除应用开支外，悉充善举……将五万元拨交英国战时救济金，五万元拨交本埠各平民慈善机关”。

　　总之，在民国时期，体育活动和慈善事业的紧密结合，成为社会调节和集体行动的重要工具。通过各种形式的体育慈善赛事，社会各界不仅在充满对抗性与娱乐性的竞技中找到慰藉，更在实际行动中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援助。

　　寓慈善于体育：

　　慈善体育中的社会性动员

　　体育赛事在民国时期的最大功能之一便是社会动员。在灾难频繁发生的年代，救援成为社会最紧迫的主题，而体育活动恰恰提供了一个广泛动员民众的有效平台。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外敌入侵、国家动荡等时刻，慈善体育赛事更成为国家精神和民族凝聚的象征。

　　首先，慈善体育事业丰富了人们对运动种类的认知。在过去的慈善活动中，足球和篮球等常规球类运动项目在民国时期无疑是最为盛行的体育项目，成为众多慈善赛事的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体育的兴趣逐渐多元化，也促使慈善体育赛事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例如赛马本属高端体育活动，但也频频成为慈善活动的重要载体。此外，冰球、网球等运动也崭露头角，成为人们前来观赛的其他选择。1935年8月，国内水患加剧，上海独辟蹊径开办了网球慈善赛，令“全沪网球名手表演，推销名誉券”。1939年夏，健北体育会为推进本市水上运动的推行，发起慈善游泳比赛，门票收入悉充善举。这种多样化不仅增强了体育项目本身的魅力，丰富了人们的文娱生活，也使得这些赛事成为人民群众在动荡社会中寻求自我慰藉和团结的方式之一。

　　其次，在战乱频发、自然灾害不断的时代背景下，体育赛事不仅仅是娱乐和竞技的展示，它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更远远超过体育本身。1934年12月，《时事新报》报道了首都励志社主办的慈善足球赛。这场比赛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慈善募款，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比赛开始之前，该会委员长吴铁市长便对比赛队员们训话，号召他们为民族、为国家而战，要表现出不畏困难、勇于抗争的精神。其中所传递出来的团结和勇气掷地有声，对于塑造民族精神和抵抗外敌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当时社会上“体育救国”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个个人民身体强健、体力如牛，不但东亚病夫之耻可雪，而彼侵犯我国的帝国主义者，见我国人民，一个个皆成为中古时代的勇士，自免遭难。”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体育赛事成为爱国主义情感宣泄的场所，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相连。通过赛事，社会资源得以动员，民众情感得到凝聚，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使得民间的慈善体育赛事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于捐款，更是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宣示，其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扩展。体育赛事与文化的交织，不仅体现了中国在接纳和转化西方体育文化中的复杂过程，还展现了当时社会对体育作为公益活动的认同。

　　慈善下的阴影：

　　体育慈善事业的负面挑战

　　慈善体育事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赛事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动荡的加剧使慈善活动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尽管一些赛事的举办初衷是为了筹集善款，帮助灾民，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赛事资金流向不明、运动员比赛态度消极以及赛事形式化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极大地影响了其本应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违背了慈善体育赛事举办的初衷，也让时人对各种义赛的信任感逐渐减弱。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受到国内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些慈善比赛的实际收益已大不如前，活动次数也出现了大量减少的情况。在国家内外交困、无暇他顾的情形下，大批慈善体育赛事无法承办，最终走向式微。

　　具体而言，许多慈善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并没有做到资金使用上的完全透明，这导致大量捐款未能按照预定目标有效支持灾民。不仅如此，许多慈善赛事逐渐演变成了表演性质的活动，而非真正的竞技比赛，如此一来，赛事往往缺乏竞技性，运动员的表现也显得消极。这不仅让观众感到失望，也让赛事的社会效应大打折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加剧，民众的整体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慈善赛事的经费来源逐渐枯竭，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资金都被投入到战时救援和其他急需的领域中，慈善体育赛事所能筹集到的资金大幅减少，赛事组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对于那些仍然举行的赛事来说，资金的短缺也导致了赛事规模的缩水，组织不力，参与人数和捐赠数额逐渐减少。民众的精神面貌也受到了战时困境的影响，参与慈善赛事的热情逐渐减退。尤其是抗战爆发后，许多慈善赛事难以再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而民众的注意力也转向了更加紧迫的生存问题和抗战支持。原本繁荣的体育慈善事业，由于受到战争和经济困境的双重压力，逐渐陷入低谷。

　　进入20世纪40年代，本应以救国为民为原则宗旨的慈善体育运动却逐步朝着广告化、职业化、锦标化的态势走去，有失慈善之本真。以慈善为号召广收票券的体育赛事不在少数，而究其收入，多半使用在诸多无谓的开支上，例如球衣换新、队员饮食等方面，而难民所得几鲜。不仅如此，假借名义、以体育为广告或牟利工具者大有人在。还有不少运动员或因个人兴趣所在，或单纯抱风头主义，或贪图生活津贴，故甘心受到那些“假慈善、真牟利”的有心之人的利用，不务正事、荒废学业，终年逐鹿于绿茵场中，与体育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使得民国时期的慈善体育赛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也让人们深刻反思如何在社会动荡、经济困难的背景下，真正实现体育与公益的有机结合。尽管如此，慈善体育赛事的初衷依然值得肯定，它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聚集的舞台，尽管充满了挑战和困难，但它也成为民众在困境中的一种寄托和希望。

　　（摘自《新楚文化》2025年26期，原标题《以慈善之名：民国时期体育慈善活动与社会动员（1930—1940）》，作者李欣玥）